【文/米夏埃尔·布里】十堰股票配资
1934年，《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卡尔·波兰尼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兰开夏郡的人类问题”。卡尔·波兰尼因其重要著作《大转型》而闻名于世，他在书中对西方文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解释。
今天，在中国崛起和德国汽车工业危机的背景下，尤其值得一读的是他在上述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英国纺织业状况的分析。目前的德国汽车工业状况与当时英国纺织业状况非常相似。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男子走出一家大众品牌汽车经销商店。 资料图：新华社
欧盟委员会把中国确定为西方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而这个对手正在使德国出口经济的基础——汽车工业变成一种技术过时的模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随着日本纺织业的崛起，英国的工业中心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波兰尼在文章开头写道：
“来自日本的竞争给英国工业，尤其是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带来了最大的压力。在这场斗争中，‘日本倾销’这个老生常谈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肮脏竞争的说法并不能用来否定日本纺织业突飞猛进以及兰开夏郡发生危机这一严峻的经济现象。兰开夏郡的问题不仅反映了英国工业世界领先地位的危机，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命运的转折……日本眼下对兰开夏郡纺织业所享有的优势，很可能只是东方社会组织在技术理性工业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所享有经济组织优势的一个标志。”
当时所涉及到的就已经是“系统性竞争”。哪种秩序在科技和工业上更胜一筹呢？
19世纪，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兰开夏郡不仅成为大不列颠的工业中心，也成为全世界的工业中心。纺织品是第一批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全球消费品。1861年之前，最重要的棉花供应商是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种植园。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纱锭转动在曼彻斯特。1913年，曼彻斯特仍然加工全球65%的棉花（约100万吨）。
然而，20年后情况却不再乐观。那里的工厂和机器已经老化，企业跟不上现代管理和营销的步伐，工资没有竞争力，更谈不上实行有效的工业政策了。
资料图
卡尔·波兰尼认为，随着纺织业在日本（甚至当时在中国）的崛起，“日本的竞争彻底颠覆了英国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堪比“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工业丧失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波兰尼的诊断是无情的：“不盈利的工业无法筹集到资本，而没有额外的资本就不可能实现机械设备的现代化。”在他看来，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严重的资本匮乏、新的过度负债、技术落后、缺乏进行必要兼并的行动自由，总之，纺织业陷入了商业毁灭和道德破坏的瘫痪状态”。
今天，只能在博物馆中领略曼彻斯特这个曾经的世界工业中心的旧日辉煌。将来，20年之后，德国的沃尔夫斯堡和大众汽车集团又将剩下些什么呢？
历史不会重演，但是科技和经济强国的兴与衰却会重演。
2007年，工程师万钢出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并任职到2018年。万钢先是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实验力学，然后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学习驱动技术，并于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至2000年，他在奥迪公司从事研发工作，随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在传统汽车领域，中国也许可以通过百般努力赶上德国或日本，但永远无法超越它们。因此，他提出了“蛙跳”战略——通过专注于未来技术来超越竞争对手。
从那时起，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奉行一贯的战略，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客车和两轮车开始，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建立了整个电动汽车生产链，为实现计算机辅助驾驶，加快了所有重要部件的研发、相应软件的开发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全球98%的电动客车在中国上路。仅在从2023年到2024年的一年时间里，中国电动汽车的全球销量占比就从58%上升到76%。而在十二年前的2012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全球销量占比仅为0.1%。
中国最近还推出了一项传统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计划，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2万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21年的数据，当年中国锂电池的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三，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产能分别占全球产能的70%和85%。2020年，中国销售的汽车中约有5.5%是电动汽车，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就超过了50%。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汽车生产国，2024年纯电动汽车的销售比例为13.4%，与2023年相比甚至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
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内景 资料图：新华社
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2005年开始执政之初，德国还将自己视为引领全球生态现代化的国家，而现在，这个位置也被中国所取代。
在一些对气候中和转型非常重要的领域，特别是在太阳能和风能的生产和利用以及能源储存方面，中国能够利用将各种因素相结合的优势，其中包括进行长期中央规划，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上形成强有力的地区和企业竞争，持续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实现全球网络政策确保必要的原材料。这一切都建立在雄心壮志和持续的政治意愿之上。中国在生态现代化道路上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口号。
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在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领域成功战胜英国的“无需赶上就超过”的过程。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是20世纪新的科学密集型主导产业。当时的德国企业也致力于“蛙跳”。
我们仅举几个理查德·H·蒂利（Richard H. Tilly）书中的例子：
“1885年至1900年间，德国注册的专利数量约为英国的11倍；在英国期刊上发表的源自德国的文章数量约为英国的6倍；世纪之交，德国的专业化学家数量约为4000人，而英国约为1500人。然而，科技优势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例如，在20世纪初，每年约有3000名未来的工程师从德国的科技大学毕业，是英国大学的8倍多。”
科尼利厄斯·托普（Cornelius Torp）在另一本书中就同一时期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国际市场上，德意志帝国的电气工程工业在世纪之交之后取得了惊人的领先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一年，它所占世界市场份额超过46%，出口量是英国的两倍，是美国电气工业的三倍多，而美国电气工业是世界上唯一能与德国在规模上相媲美的工业。”
1913年，在全球生产的合成色素中，90%来自德国。工业和科学政策、培养出合格技术劳动力的现代教育体系、最新管理和营销方法的引入，以及低于英国或美国的工资水平，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成功地建立了教育体系，其教育成果现已远远超过德国，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领域。中国的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总人口近2亿）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中遥遥领先，远远超过了新加坡或位于欧洲之首的爱沙尼亚。而德国在PISA中只是一个表现平平的位于中游的国家。教育研究者奥拉夫·科勒（Olaf Köller）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每十个学生中就有三个在15岁之前实际上不会读、写或做数学题。”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调度团队的青年科技人才。 图源：新华社
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2023年得出结论：
“中国在大多数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的研究中，有时得以处于惊人的领先地位，从而为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先的科技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全球领先地位扩展到ASPI目前关注的44项技术中的37项，涵盖一系列关键技术领域，包括国防、航天、机器人技术、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和量子技术的关键领域。”美国几乎总是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在不同技术研究领域中最多排在第三、第四或第五位。
在东德时代，漫长的昂纳克执政时期使国家发展陷入停滞，处于吃老本的状态。就此危险而言，从2005年到2021年的漫长的默克尔执政时期，恰恰让人想到东德昂纳克执政时期。继默克尔之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红绿灯”政府又延续了这一政策。
如果德国和西方想正视自由资本主义与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之间的系统性竞争问题，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从意识形态上贬低强大的竞争对手，那么就必须最终正视与世界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同时在关系到最重要的共同利益的领域——首先是生态、减贫和国际安全领域——全力开展合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大众汽车危机确实涉及到全人类。它涉及向多极世界秩序的过渡，涉及德国和欧盟公民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问题。如果沃尔夫斯堡不想成为像兰开夏郡纺织厂那样的工业博物馆，如果西欧不想仅供旅游者去见证过去的辉煌，那么就需要拥有一个新的起点，并以极大的耐心去解决未来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2025年1月18日《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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